沈从文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俗语有言：“少不读鲁迅”，如果对社会、国民认知较少的话，是读不懂鲁迅的，也不应该去伸延鲁迅的文章。如果说鲁迅是弃医从文的斗士，他的视野中是无尽的封建礼教和“吃人”的兽性，那么沈从文就是开辟了另一条写实的路径——对世间无情之事，仍能做有情之望。沈从文对人的观察，超越了社会道德的判断，他看到的不再是礼教、秩序和愚昧，而是人在这天地之间活出的那一点点小小的悲喜和滋味。
如同《湘行散记》所说：有人常常问我如何就会写小说？倘若我真真实实的来答复，我真想说：“你去湘西旅行一年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还有个你自己。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相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收入《湘行散记》和《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沈从文先生，在其逝世后，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沈从文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沈从文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碑石正面，集其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从文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